《才华贵族：优绩制如何塑造了现代世界》，[英]阿德里安·伍尔德里奇著，杨文展译，格致出版社，2026年1月出版，520页，158.00元
我们先从一个熟悉的、近乎魔幻的叙事场景开始。
想象一座高耸入云的“精英之塔”，它并非实体建筑，而是由层层叠叠的教育机构、证书、排名以及无数个零和博弈的考试和竞赛所搭建的通天塔。这座塔被称作“择优筛选所”（The Meritocratic Sorting House），是现代社会最核心的资源分配中心。在这座塔的顶端，是被称为“光荣顶点”的常春藤联盟或超级精英大学。向下，是无数个被称为“高考工厂”或“升学预备营”的中学，它们日夜灯火通明。每一个学生——从蹒跚学步的幼童，到在高中题海中奋楫的少年——都被纳入了一个无所不在的“评分系统”。
在影视作品中，类似的场景被反复编码和演绎，并最终形成了关于现代焦虑的典型叙事。我们可以借用几部影视剧的叙事线索和情境，糅合成一个意向性的故事：
展开剩余92%在一个被称为“西虹市”的封闭式富人社区，孩子们从幼儿园起就被划分为三六九等。他们的日程表被精确到分钟，由电影《抓娃娃》中的李老师这样的“专家”背后操控。这些专家不仅指导孩子的学业，甚至干预他们的社交和情感生活，确保他们所有的精力都聚焦于一个目标：分数最大化与社会地位继承。父母们以一种近乎偏执和牺牲的姿态，将所有家庭财富和精神资源投入到这场“军备竞赛”中。在这里，“精英教育”并非为了孩子的全面发展，而是为了获得“背景加分”和“领导力履历”，本质上是另一种形式的资本兑换。
一名天赋异禀但精神高度紧绷的少年，他必须在凌晨四点起床，在高度集中的补习班里完成超越年龄难度的学习任务。他身边的同伴，有的因不堪重负而崩溃，有的则因一次考试失利而失去了父母的所有“善意”。在这场“善意的竞争”中，所有的努力都被异化为一种工具理性：学习不是为了获取知识，而是为了击败他人，夺取稀缺的学位名额。他甚至没有时间去思考自己真正的兴趣，因为时间管理和效率是衡量他“优秀”的唯一标准。当他最终以满分成绩被“光荣顶点”大学录取时，他没有感到快乐，只有一种从囚笼中被短暂释放的麻木。
在“光荣顶点”大学的毕业典礼上，毕业生们被告知：“你们的成功完全来自你们的努力和天赋。你们是社会的支柱。”镜头一闪而过，典礼会场之外，是被这座“精英之塔”筛选下来或从未有机会接近这座塔的绝大多数人。他们构成了社会庞大的服务业从业人群、劳动密集型产业工人，以及被时代抛弃的“失败者”。
这样一番超级内卷的场景，被当代社会看成是“优绩主义”（meritocracy）的典型意象。它被主流媒体、影视作品和大众情绪所广泛演绎，也因此被大加挞伐。优绩主义，这个本意上是以才干和努力分配权力与财富的制度，在二十一世纪的图景中，却呈现出一种扭曲的、反乌托邦的面貌。
电影《抓娃娃》剧照
在当代视野下，对优绩主义的批判并没有指向其初心，而是集中在其最终的产物上：它将社会地位完全归因于个人努力和天赋，从而剥夺了失败者的尊严，加剧了胜者的傲慢，进而形成了西方学者口中所谓的“优绩暴政”；精英阶层通过对教育资源、人脉网络和文化资本的垄断式投入，将“优绩”转化为可以代际遗传的新特权，从而实现了“精英的自我固化”；它迫使所有参与者进行一场高成本、低效率的“教育军备竞赛”，消耗了大量的社会和个人资源，最终导致集体焦虑和精神危机，让每一个人都陷入“无休止的内耗”。
这种当代叙事，虽然切中时弊，但本质上是一种横断切面上的病理学分析。它清晰地指出了我们当下社会所患的疾病，却往往缺乏对这种疾病是如何产生，又是如何演变的历史理解。我们知道优绩主义正在耗尽年轻一辈的精力，但我们不知道它曾经是人类对抗特权与腐败的最伟大的武器。正是因为对优绩主义的这种当代批判存在局限性，英国历史学者、长期供职于《经济学人》的阿德里安·伍尔德里奇写的这部《才华贵族：优绩制如何塑造了现代世界》才显得弥足珍贵。
时代的病理学分析：精英的傲慢与优绩制的陷阱
在伍尔德里奇的著作面世之前，关于优绩主义的批判早已风靡在学术界和公众阅读领域，并且达到了一个令人无法忽视的高峰。其中，迈克尔·桑德尔（Michael Sandel）所著的《精英的傲慢》（The Tyranny of Merit）和丹尼尔·马科维茨（Daniel Markovits）的《精英陷阱》（The Meritocracy Trap），无疑是其中最负盛名的两部代表性著作，它们共同为当代社会绘制了一幅优绩主义的病理学图景。
桑德尔的作品将批判的焦点置于优绩主义的道德维度。他的核心观点是，优绩主义的暴政在于其道德评判。当精英们相信他们的成功完全是自己天赋和努力的产物时，他们将会滋生出一种“精英的傲慢”。这种傲慢不仅是社交场合的颐指气使，更是一种深刻的道德错误：他们忘记了天赋的随机性、运气的作用，以及支撑其成功的社会基础设施和公共投资。
迈克尔·桑德尔著《精英的傲慢》
更残酷的是，这种傲慢的对立面是失败者的“屈辱”。在优绩制的叙事下，如果你失败了，社会会告诉你：“这是你自己的责任，因为你不够努力，不够优秀。”这种归因机制，彻底剥夺了劳动者的尊严，腐蚀了公民的共同体意识。桑德尔指出，正是这种优绩道德观，加剧了阶层分化，并为民粹主义的崛起提供了肥沃土壤。他的批判是痛彻心扉的，直指现代社会裂痕的道德根源。
马科维茨的作品则从经济学和社会学的角度，深入剖析了优绩主义对精英阶层本身的伤害，以及它如何形成了无法逃脱的陷阱。马科维茨认为，现代优绩主义不再是流动性的工具，而是变成了一种“自我再生产的机器”。精英们为了维持其地位，不得不将自己投入到永无止境的“精英跑步机”上。他们从小学开始就经历高强度的竞争，进入顶级大学后继续接受高压训练，毕业后从事着“24/7”（每天二十四小时，从周一到周日）待命的高压高强度工作。这种生活方式虽然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回报，但代价是极端的自我剥削、人生的异化和内在的空虚。
丹尼尔·马科维茨著《精英陷阱》
对于非精英阶层而言，这同样是一个陷阱。优绩制的承诺本是开放和流动，但精英们通过巨额投资于子女教育、囤积顶尖工作机会，使得阶层固化以一种“优绩合理”的方式进行。因此，优绩主义表面上消灭了贵族，但又以一种更有效率、更难打破的方式，创造了“世袭的精英阶层”。自我消耗的精英与无法逾越的陷阱并存，这两个人群各据一端又遥遥相望，并互相抱怨，乃至憎恨。
这两位对当代横断切面的病理学分析是极其精准和必要的，但其局限性在于，它们往往将优绩主义视为一种“现代的原罪”，将批判的矛头主要指向了美国的教育和金融体系。得到的结论往往是：优绩主义是陷阱；以优绩而发达的精英们是傲慢的；围绕优绩制建立的现代世界是有原罪的。
这种批判也未能充分回答一个历史性的问题：优绩主义在被视为“陷阱”之前，曾被看作是实现全球化、构建无根公民或世界公民的唯一桥梁。全球精英曾怀抱着美好的想象：只要凭借才华，无论出身、国籍，都可以在全球人才市场上自由流动，共同建立一个扁平化、普适价值驱动的现代世界。而这，恰好是《才华贵族》要告诉我们的优绩主义前传。
结局当然没有那么美好。极少数的人实现了这个“无根精英”的梦想，成为能够周游世界的跨国公司高管、顶级学者或技术专家。然而，与此同时，他们也“令绝大部分人更加绝望”。极少数人实现了全球化的梦想，绝大多数人的梦想破碎。因为当“才华”成为全球流通的硬通货时，那些无法在全球市场上兑现价值的“地方性”劳动和身份，其价值就被急剧贬低，被抛在了全球化列车的车厢之外。
批判是痛快的，揭露是酣畅淋漓的。然而，这些当代病理学家们开出的药方——无论是桑德尔呼吁的“共同善”，还是马科维茨提出的“精英税”——往往显得抽象、难以落实。现实的惯性是巨大的，结构是难以撼动的。希望，虽然微茫，却依然必须找到地方寄托。正是这种对“当下”困境的深刻体察与对“出路”的困惑，更让伍尔德里奇的《才华贵族》所提供的历史纵深显得尤为必要和重要。
历史的纵深：优绩主义的三源流与现代世界的引擎
《才华贵族》最大的看点和最高的理论价值，恰恰在于它所梳理的、长达两千多年的优绩主义从萌芽到盛行于世的恢弘历史脉络。这使得本书与以往面世的所有相关作品——尤其是专注于当代病理学分析的批判著作——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也使得本书的可读性非常强，理论视角的冲击感非常剧烈，读来十分顺畅和过瘾。
伍尔德里奇以一个毫不含糊的论断开篇：优绩主义的面目原本不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充满焦虑和内耗的样子，而是以拯救者的姿态，对前优绩社会中极为不得人心的阶序人、家族权力、恩庇制、任人唯亲等积弊陋习发出的抗议。这是优绩制的革命性起源。在其漫长的过去中，优绩主义始终是以进步力量的面貌示人，是人类对抗特权、腐败、世袭和血缘政治的最重要工具。它堪称现代社会的“才智发动机”。
伍尔德里奇抓住“社会流动性”（social mobility）这件事来写史，这正是优绩主义的核心价值。在人类文明史的大部分时间里，资源和权力分配的主流路径是“恩庇制”（patronage）和“任人唯亲”（nepotism）。你的命运由你的出身、血统、家族关系，以及你侍奉的贵族或君主的恩典所决定。伍尔德里奇的历史叙事正是这样一部波澜壮阔的卷牒，讲述优绩主义作为一种革命性、创造性乃至诱惑性的力量，如何一步步侵蚀并最终颠覆了这种“出身决定命运”的旧秩序。
书中详细描绘了从古罗马到中世纪，再到启蒙运动时期，各种试图通过能力而非出身来选拔人才的尝试，是如何遭受诟病，又如何艰难求生的过程。当然，在很多学者都认为优绩主义是现代社会的“永动机”的同时，恩庇制和任人唯亲其实从来都没有消失过——哪怕是在最讲求普遍公正的精英高校的录取规则上，它们仍以隐秘的形式存在（例如校友子女的录取优惠、捐赠者的影响力等），也换了一个很学术化的名称，叫做“赞助式流动”（sponsored mobility）。优绩主义与身份政治的斗争，是一场永恒的拉锯战。
这本书最令人开眼界、最具有理论创新性的是，作者指出了优绩主义的三大独立起源且最终相互交融的源流。这三个源流分别代表了优绩主义的理念、流动性和制度化，它们以不同形式在不同的文化体汇聚后对世界影响巨大，奠定了现代优绩主义的基石。
首先是柏拉图的理念世界之光。伍尔德里奇追溯到古希腊柏拉图的《理想国》，其核心理念是“哲学王”统治下的城邦。柏拉图认为，城邦应该由最具智慧、道德和理性的少数人来治理，而非将事务交由贵族、寡头或平民来决定。这个理念的革命性在于：它首次提出了通过教育和严格的选拔测试来筛选统治者的构想。它赋予了“才智”以至高无上的政治权力，为优绩主义建立了一个纯粹的理念基础：统治权应归于最优秀者。
其次是失地的犹太人所开创的城市职业。这是一个关于流动性与生存策略的源流。失地的犹太民族在欧洲各地长期处于被排斥的边缘地位，无法拥有自己的土地和军事力量。为了生存和发展，他们被迫投入到需要高度智力资本和可携带技能的城市职业中，例如金融、医学、法律和学术。因此，犹太文化对教育、识读和智力成就的极度重视，形成了能够在全世界游走的、以才智为驱动和发展标准的城市职业阶层。这为优绩主义提供了实践基础：才华是唯一的流动资本。
还有就是地表唯一未曾中断的中国文明中最伟大的科举抡才的稳定制度。科举制是伍尔德里奇历史叙事中最重要的支柱之一，他将其视为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且制度化程度最高的优绩选拔体系。科举制度在隋唐时期建立，以标准化的考试选拔官员，理论上向社会各个阶层开放。“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诗句，极为形象地诠释了优绩制的理想。它将普遍公正、标准化和能力测试的概念制度化，有效打破了世袭贵族对权力的垄断，并维持了中国帝制下官僚体系的相对稳定和高效。这为优绩主义提供了制度基础——通过标准化测试，实现国家对社会大规模的“抡才”。
这三大源流——理念（柏拉图）、流动性（犹太模式）和制度化（科举制）——各自演绎出了漫长的历史，最终在启蒙运动和工业革命的浪潮中相互交融，汇聚成了现代优绩主义的洪流。
伍尔德里奇认为，优绩主义在过去的一百多年里，确实以其革命性、进步性和创造性塑造了我们今天的现代世界。它摧毁了腐败的贵族统治，催生了高效的现代文官系统、透明的公共机构，以及基于能力而非裙带关系的现代大型企业。它释放了人类的巨大潜能，加速了科学技术的进步和社会财富的积累。
然而，在迅猛发展了一百多年后，重建的秩序看似扁平，人人都有机会，但阶层固化同样来得迅猛。优绩主义的成功，导致了“才华贵族”的诞生。这个新的精英阶层，掌握了筛选机制的规则和入口，并投入巨大的资本和精力，将自己的“优绩”优势转化为可以世袭的“新特权”。这正是桑德尔和马科维茨所批评的面向。没想到吧，优绩主义在颠覆旧贵族后，又跌入了历史的怪圈。优绩主义之后的世界，竟然与优绩主义之前的世袭特权世界如此相似，只是特权的外衣变成了“高分”“名校”“好工作”的光环。
唯有当下，我们不知何去何从。左派也好，右派也好，都开始批判优绩主义。左派认为它加剧了不平等，右派认为它创造了脱离人民的傲慢精英。大家都不满意，但一个吊诡的现象是：能站出来批判优绩主义的人，不论左右，也还是凭借优绩而胜出的精英——他们是哈佛的教授、耶鲁的法学博士，或是《经济学人》的前主编……
阿德里安·伍尔德里奇
世界就这么喜欢开玩笑。我们是当轻松的玩笑看呢，还是当严肃的讽刺读呢？这本书的切入点就是这样特别，一个惯常以经济学视角研究世界的人，能够整理出这样一条历史脉络，其功力深厚可见一斑。伍尔德里奇用历史告诉我们，优绩主义不是天降的恶魔，而是人类对抗腐败和特权所创造的“神灵”，只是这个神灵，最终变得如此强大，以至于反噬了它的信徒。而历史的经验表明，对抗优绩制的恶，需要的不是对它全盘否定，而是重新激活它的革命精神和流动性本质。
可以预见，《才华贵族》会是未来的人们在回望我们今天这个受困于优绩主义的时代时无法绕过的一部作品。它有效地弥补了当代优绩主义批判的历史缺口，将关于“精英的傲慢”和“精英陷阱”的当代焦虑，置于两千年反特权斗争的宏大背景之下。它告诉我们，优绩主义并非一开始就面目可憎，它曾是文明的助推器，是人类进步的革命性力量。但它也警示我们，任何一个旨在对抗特权和世袭的制度，一旦成功，其创造出的新精英必然会利用其权力，将流动性重新转变为固化，将优绩转化为新的贵族血统。
面对今日的超级内卷和普遍焦虑，这本书提供的不是一个简单的解决方案，而是一份深刻的历史警示和一次必要的历史回溯。它促使我们思考：如何才能重新激活优绩主义的革命精神，找回它允诺的社会流动性，而不是让优绩制重新沦为少数人的特权工具？如何才能让优绩制在选拔才华的同时，不以牺牲人类尊严和共同体的道德基础为代价？
林小英著《县中的孩子：中国县域教育生态》
译者之功：搭建跨文化阅读和理解的“脚手架”
阿德里安·伍尔德里奇的写作风格，可能与其《经济学人》前主编的背景高度一致：信息量巨大；密度极高；论证跨越了多个传统学科的边界；且可读性非常强。他对优绩主义的考察，需要随时调用历史学知识，包括从古希腊城邦的政治结构到中国科举制度的运作细节，再到维多利亚时代英国文官改革的进程；调用的经济学知识包括分析人才市场的供需、全球化对技能价值的影响，以及阶层固化的经济机制；调用的教育学知识包括比较不同时代的教育选拔模式，从古典教育到现代标准化测试；调用的政治学知识包括探讨权力、特权、治理模式的演变，以及优绩主义对民主制度的冲击。当然，如此繁杂的知识线索，也略微造成本书的一点点遗憾：有些分析点到为止，有些故事戛然而止。
与作者一样，本书的翻译工作一定也要求译者自身储备了上述所有方面的知识，可供随时调用。优秀的译者不会被这些复杂的学科概念和历史典故所绊倒，他们需要理解原文深层次的意涵，并以最贴切、最准确的中文术语进行对等翻译。这种知识的融会贯通是翻译质量的基石。除了术语的准确性，译者杨文展在文笔转译和中文词汇量的蓄积方面更是令人惊叹。伍尔德里奇的英文兼具学术的严谨和新闻的流畅，充满比喻和历史典故，译者亦成功地在中文中捕捉到了这种学术小品式的精妙感。这种高质量的翻译，使得读者在阅读过程中，几乎感觉不到语言障碍的存在，可以直接沉浸在作者宏大的历史论证和流畅的叙事之中。
译者的另一大功绩在于审慎而又丰富地添加了大量的译者注。这些译者注并非多余的注释，而是为中文读者迅速理解并进入著作脉络所搭建的“脚手架”。对于不熟悉西方政治史和教育史的读者来说，许多专业名词和历史事件，如威斯敏斯特制下的文官体制、英国“公学”与美国私立精英学校的区别、早期教会与中世纪大学之间的关系等，都可能构成阅读障碍。译者注恰到好处地提供了历史背景的补充，解释了某些制度或人物在当时的历史作用，进一步优化了阅读体验。
正是得益于这样扎实的译笔与详尽的注释，让这本立足于历史深处的著作能够无碍地走向中文读者，为所有关注教育公平、社会流动、阶层固化和现代世界走向的人们带来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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